不过，眼下这个借口却用不上了。

虽然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大明朝仍有一些朝野清流人士，不断上指摘朝政得失，批评皇帝这个做得不对，那个做得离谱，但是崇祯皇帝在西北、漠南、朝鲜以及辽南等地的胜利，却让更多的人闭上了嘴巴。

即位以来财政上的逐渐宽裕，以及罕见的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崇祯皇帝的声望，在各种批评与指摘之中一路攀升。

到了崇祯四年的五月，已经没有哪个大臣敢于借口“邦无道则隐”请辞了。

谁要是这么做，他恐怕也就永远没有了起复和回归的机会了。

若是仍以孝道作为逃避到西北边地任职的借口，那么面对着如今这位越来越强势的皇帝，以及渐渐被皇帝控制的都察院，渐渐被当朝首辅控制的六科廊，他们今后恐怕也没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就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风向性的崇祯四年新科进士分配方案，没怎么经过朝野之间的充分讨论，就在五月初一上午的紫禁城建极殿大朝会上顺利通过了。

那些身在京师位居中枢的前东林党同路人们，也都因为早看透了当今皇帝的心思，所以都忍住没有说话。

最典型的人物，除了黄宗羲的恩师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以外，还有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标，甚至也包括亲自执行了崇祯皇帝的策略、审定了分配名单的吏部尚成基命。

这些人当年在东林党占据了大义名分的时候，都属于东林党人的同路人。

然而同路人终究只是同路人而已，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人。

因为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因为道义认同或者政治主张而走到的一起的团体，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以地域和师生关系联结而成的利益关系。

像刘宗周这样的人，虽然出身江南士林，但是却始终游离于东林党人的圈子之外，不得而入。

因为他是浙江绍兴人，与南直隶那个读人的圈子还是隔着一层。

至于孙承宗、李标、成基命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都是北直隶人。

其中孙承宗是北直隶保定府高阳县人后世河北保定高阳，李标是北直隶真定府高邑人后世河北高邑，成基命是北直隶大名府大名人后世河北大名。

他们这些北直隶出身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东林党人，充其量也只是东林党人在某个时期的同路人罢了。

当年因为与魏忠贤同乡的缘故，这些人虽然心向东林党，但却并不被东林党人所信任，可谓是两边不讨好。

如今这些出身北直隶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都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和重用。

若是再算上李国镨这个同样出身于北直隶保定府的内阁首辅，那么眼下在大明朝的政坛之上，俨然已经出现了一个比当年的阉党和东林党更有势力的团体。

如果这些出身于北直隶京畿之地的大人物，能够算作一党的话，那么大明朝自万历年间以来，先后崛起于朝堂之上那些所谓的楚党、西党、浙党、阉党以及东林党，可都没有眼下这个京畿党势力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就对党争问题极其忌讳的这几个人，虽然人人都看破了崇祯皇帝那点整治东林“余孽”的小心思，但是却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破崇祯皇帝的这些小心思。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天启年间煊煊赫赫的阉党也好，轰轰烈烈的东林党也罢，早已成了过去时了。

如今崇祯朝的京师朝堂，早已超出了阉党与东林非此即彼的格局。

而那些仍然停留在过去的窠臼之中，看不清眼前格局的人，是迟早都要被淘汰出局的人。

黄宗羲的恩师刘宗周虽然为人刻板迂腐，可是在他宦海沉浮多年之后，尤其是在他亲身经历了阉党与东林党两党恶斗，搞得京师朝堂四分五裂风雨飘摇的种种事件之后，他也早已认清了眼下的朝局。

当今的这位皇帝陛下固然不要阉党，可是他也不要东林。

而且这么几年下来，当今的这位皇帝陛下已经在悄无声息之中亲手扶植起来了另外一个看似松散无力而实际主张一致的北直隶士大夫群体。

这个当年夹在阉党与东林之间两面不讨好的松散群体，竟然在阉党斗倒了东林，而当今圣上又斗到了阉党之后，成为了崇祯朝最大的赢家！

如今，只要李国镨、孙承宗、李标、成基命等人，不牵头反对皇帝的决策，其他任何人反对都注定不会有任何效果。

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刘宗周对当今皇帝陛下的认知，突然就深入了一层，再也不敢把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皇帝，天真地当成什么冲龄之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