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或真如魏忠贤所言，将科道外转的成规从“一跃数级”改为“平级迁调”，地方基层官员行取为科道官之后，发现自己无法升迁，只能再重新做回地方小官，那将来就再也没有新科进士愿意去地方基层了。

如此一来，地方基层的官员素质恐怕将要一落千丈。

若是没了“行取科道”这条路，被分配了去基层的官员想要升官升得快，就只能打点上下，讨好上级，力求在考满之后调离基层。

而打点靠的是什么呢？

只能靠银子。

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基层官员没有各路“孝敬”，要想大笔大笔的赚银子，便只能想方设法地从百姓身上搜刮。

这样天长日久得下去，大明的官场风气将会败坏得更加厉害。

倘或县一级的基层官员一到任上就琢磨着如何捞钱，如何四处打点，为了升官不管不顾地贪污腐败，那谁还会兢兢业业地修齐治平，谁还会替他这个皇帝惦记国计民生，谁还会沉下心去整饬吏治？

相反，如果“行取科道”这个大明官场的快车道一直存在，则起码能保证县一级基层官员在新官上任的前三年一直保持相对清廉的政治作风。

至少不会刚一戴上乌纱帽就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

因为科道官的选取标准是“行检庄饬、才识优长、仪貌丰伟、语言端正”，品行政绩是排在第一位的，其次再是考核才学和相貌。

这就是为了保证大明的言官队伍始终是由一群品德优良且素质较高的官员组成的。

虽然到了晚明，已经没几个官员是当真为了整肃纲纪、澄清吏治去当科道官了。

但因着有这么一项“绩效”考核标准悬在头顶，想要升官的基层官员在头三年还是会来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试图在地方上做出一些政绩。

这就已经足够了。

毕竟科举是三年一取士，在皇帝眼里，这一批批的新科进士就跟新鲜出芽的韭菜一般一茬茬地不断长出来。

这一茬割完了，总还有下一茬嘛。

说得难听些，这三条腿的蛤蟆难找，那想当官的读书人还不满天下都是？

科道的这根“胡萝卜”吊个三年，虽然能吃到的基层官员是少数，但总能吸引下一批被分配去地方的新科进士为了这根“胡萝卜”而拼命表现。

县一级基层官员能一直保持这样的人员流动，保持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对于晚明这种濒临崩溃的官僚体系而言已经是一件难能可贵之事了。

倘或把这条升官路也给堵上了，那大明的基层只会烂得更快更不可收拾。

所以朱由校能任由魏忠贤斗倒杨涟、左光斗，却无法把科道官这套系统彻底根除于大明的官僚体制之外。

不过这些话朱由校不会当着众人的面儿明说，毕竟他作为皇帝，总不能直接承认自己对大明基层已经失去了控制，只有借助目前的官僚系统才能勉强掌握一二。

于是朱由校在提出“祖宗旧制”这四个字后，便顾左右而言他地找借口道，“再说了，科道惯能闹腾得很。”

“自张居正去世后，万历朝的那一连串阁部之争、二沈相斗、两次妖书案、两次楚藩案、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党争，有一多半就是科道招出来的。”

“朕跟先帝当年在东宫的时候，那真教一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天都提心吊胆，过得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如今好容易熬出头了，就别无事生非了，科道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他们要是一下子翻起浪来，朕还真招架不住，所以还是算了吧。”

在场众人听了，心下无不腹诽皇帝言过其实，故意装可怜。

众所周知，朱由校登基时才十五岁，是古往今来少有的以庶长子身份成功继位的少年天子。

年幼时又一直有客氏与魏忠贤这两名忠仆相伴左右来照顾他，小委屈可能有，大委屈不至于。

真正在万历朝屡受磋磨的其实是先帝明光宗朱常洛，朱常洛才是受党争波及最严重的受害者，从生下来开始就被明神宗厌弃，在深宫中小心翼翼地熬了几十年，好不容易熬出头了，结果刚登基还没一个月就暴毙而亡了。

据传，明神宗将朱常洛正式册封为皇太子后，不但不给其生母王恭妃进封，还将朱常洛与王恭隔绝开来，使他们母子从此不得相见。

直到皇长孙朱由校出生后，明神宗才勉为其难地将王恭妃进封为皇贵妃，赐金册金宝，但始终将其屏居于景阳宫。

万历三十九年，王恭妃病重，朱常洛为探视生母，每日经苍震门入景阳宫问安，然而由于景阳宫宫门深锁，母子二人便只能隔着门缝说话。

当时，王恭妃察觉到郑贵妃的人正在暗中偷听他们母子谈话，于是提醒朱常洛，让他千万不要落人话柄。

自此之后，朱常洛再去景阳宫探望时，母子二人虽得相见，却默然不敢发一言。

直到王恭妃临终前，朱常洛这才鼓起勇气，亲自动手砸坏了景阳宫宫门上的门锁，正式走入景阳宫殿中去见奄奄一息的生母。

当时王恭妃已经双眼失明，她听见儿子的声音，便以手代眼，拉着朱常洛的衣角流泪道，“我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此言言毕，王恭妃便与世长辞。

朱常洛贵为太子，都不能亲自侍奉生母，让王恭妃享受上皇贵妃应有的待遇，可以相见他当年在东宫是如何得压抑，如何得郁郁不得志。